目前，教育界有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那就是被称为“新生代”的一代青年教师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辩色彩与逼人的论争锋芒。在这个悄然崛起的一代人中，确实有很多教师已经达到了大师或准大师级的水准，而更多的人，其阅读的深度、视野的广阔、思维的深刻、论证的犀利，可以说因一种多元语境的形成，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上一代。

但是，笔者在这种情境中却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

像很多人注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高扬并不是坏事，但是，过分强调人的个性的张扬，却实际上导致了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为所欲为”、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社会罪恶，也导致了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陷入到进退两难的矛盾境地。在“新生代”们崛起的时候，在一个众语喧哗的情境中，应该看到有的人因为所谓的某种深度与广度而陷入一种理论的眩晕与无可适从的茫然境地。一些青年教师以“新生代”名师的姿态亮相，动辄搬弄一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思想的语汇，来对中国当代的教育进行某种解读或颠覆。一些对广大教师而言是非常陌生甚至一辈子也不可能接触的诸如多元智能理论、言语符号学、历史诠释学、元叙事等，一时之间充塞于媒体之中。当然，我们看到，由于工业化的危机和计算机话语的形成，知识性质、研究范畴、学者使命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多种分歧、悖谬和可能性，这些都是后现代场景中的教育景观。但是，要看到，实际上很多作者，或者是这些教育叙事者，自己也并没有真正搞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也更无从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现代课程理论整合到一起而为我国目前的课程改革服务。

不错，现在的新课程的理论支撑可以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那里寻求到某些背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背景与中国教育的文化背景有些时候是具有不相容性的，我们过去过分地强调了地球一体化的问题，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差异性，也没有人清醒地站出来问一句：这种新课程理论真的很适合现代中国吗?

当然，用思想统帅教育或教育批评一定不是坏事，但也未见得就一定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