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多年来，国际学术界认为，与埃及、两河流域等世界文明古国或地区相比，中华文明在古文字方面有所逊色。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字的起源，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然而，我们以为，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划在甲骨上。虽然刻划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存，唯甲骨耐蚀、刻划深刻，方使大批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

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几乎所有的中国和华裔专家都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而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则明确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由于国内外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认识相去甚远，向国际上介绍我国学者的研究现状和成果就十分必要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牵头，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古文字研究组的名义和美国Brookh aven国家实验室G.Harbottle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最早的笔迹？中国河南贾湖遗址公元前七千纪的符号使用》（The earliest writing？Sign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China），经过两年多的笔战，终于发表在今年3月的国际考古、文物界权威刊物《Antiquity》（古代）上。令人意外的是，《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两家著名刊物竟对此文迅速作出评论，并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有关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反响。

从国际学术界的反映可以看出，国际主流学者未能接受论文的主要观点，他们对距今八九千年的贾湖遗址的刻划符号难以理解，认为文字规范化持续发展的时间，不应长达5000年。不过，论文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其中，Harbottle教授的一位朋友指出，贾湖遗址龟壳上有一符号，犹如右手持着叉形器的人。贾湖遗址出土有18个类似的叉形器，考古学家虽不能明确其具体用途，但推断它确为原始宗教或祭祀用具无疑。有趣的是，除去右手的叉形器，上述符号的剩余部分与甲骨文中某些表述人的符号十分相近，由此可见，这一符号应表示着与原始宗教或祭祀相关的特定含义。倘若如此，它应该就是文字，而且是一个会意文字。除这一符号外，贾湖遗址还有若干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无论如何，中国文字的源头是否在贾湖，值得关注和探索。然而，囿于资料的限制，直接、孤立地探索贾湖遗址的符号，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经和李学勤、Harbottle教授讨论，我们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研究，可能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双墩遗址距今七千多年，蚌埠市博物馆徐大立馆长指出，该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多数刻画有符号，其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该遗址的刻画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含义明确，有关猎猪、捕鱼、网鸟、养蚕、种植等刻画内容，都可组成一幅幅“连环画”，此外，尚有若干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绝无仅有的。初步研究发现，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表示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符号，业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这种“巧合”难道是偶然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双墩遗址虽已发掘了三次，但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未能找到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既然仅灰坑就出土了如此丰富的刻画符号，其居住区和墓葬区所蕴藏的资料理应更加重要。鉴于此，尽快组织双墩遗址的全面发掘，以获得更系统、更丰硕的刻画符号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正期待着双墩遗址的研究和发掘。